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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個案公正推動法治進步(下)
www.cdhjir.live 】 【 2019-09-26 15:06:25 】 【 來源:四川法治報 】

   以個案公正推動法治進步(下)
  
  醉駕入刑 法律需要一段修正的時間
  


  本報記者 趙文 夏菲妮 見習記者 趙紫荊 高銘
  
  今年,是醉駕入刑的第八年。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全國共查處酒駕醉駕90.1萬起,因酒駕醉駕導致死亡交通事故1525起,1674人死亡,分別同比減少20.7%、20.4%,醉駕入刑有效遏制了醉駕類交通事故的發生。
  
  7月31日,最高法公布了2019年上半年全國法院審判執行數據,在審結的刑事案件中,危險駕駛罪首次超越盜竊罪,排在第一位。醉駕入刑多年,案件數量為何不降反升?近年來不少聲音提出反對醉駕入刑。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施杰和陳王莉,以及多名法學專家。對此,大家表示,醉駕入刑有著積極的社會意義和法治意義,但一部法律的完善需要一段被修正的時間。
  
  立法
  
  醉駕入刑是法治進步的必然

  
  提起醉駕入刑,便會想到被稱為“醉駕入刑提案第一人”的施杰。
  
  孫偉銘案結束后,身兼全國政協委員和律師雙重身份的施杰萌發了建議修改刑法,增設類似“危險駕駛罪”的想法。他說:“要阻止悲劇的發生,應當進一步完善立法。”
  
  關注醉駕問題的還有陳王莉。“案子結束了,但醉酒駕駛的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我們當時曾設想有沒有可能在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安安全罪之間增設一種罪名。”她告訴記者,孫偉銘案發同一時期,全國發生了多起醉駕致人死亡的案件,為此,省檢察院進行了專題調研并形成報告,希望能夠從頂層設計減少醉駕問題。
  
  2010年全國兩會期間,施杰向全國政協提交了“關于增加危險駕駛罪的建議”的提案。一時間,醉駕入刑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翹首以盼中,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實施,并增設危險駕駛罪。“當時呼吁醉駕入刑的呼聲很高,醉駕入刑可以說是必然的趨勢。我也想過醉駕會入刑,但沒想到那么快。”陳王莉說。
  
  因為孫偉銘的案件,推動了醉駕入刑。作為案件的當事人,孫偉銘如何看待醉駕入刑?“醉駕入刑是法治完善的必然過程。”孫偉銘說,中國“酒文化”盛行,人們對于酒后駕車都抱著僥幸心態。“我只是當時大背景下的一起個案。因為一起個案,引起法律工作者的共同重視。就算沒有我也會有其他的案例推動醉駕入刑的。”孫偉銘說。
  
  討論
  
  醉駕入刑需要更加貼近實踐

  
  7月31日,最高法公布了2019年上半年全國法院審判執行數據,在審結的刑事案件中,危險駕駛罪首次超越盜竊罪,排在第一位。而記者也從省法院了解到,從2011年醉駕入刑到2019年8月,四川法院新收危險駕駛罪案件為44481件,審結44260件,案件數量呈現逐步增多的趨勢。
  
  醉駕入刑多年,案件數量為何不降反升?背后既有機動車數量的迅速增加,也有公安機關多年來堅持對酒駕、醉駕的零容忍、嚴執法的態度。但也有許多聲音指出,數據不降反升說明“醉駕入刑不是減少酒后駕駛的有效措施”“醉駕違反刑法一般性原則”等等。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二)(試行)》對危險駕駛罪的定罪作出更詳細的解釋,指出: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被告人,應當綜合考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機動車類型、車輛行駛道路、行車速度、是否造成實際損害以及認罪悔罪等情況,準確定罪量刑。對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處罰;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很多人認為,這一指導意見是對醉駕入刑的松綁。“什么程度可以算作情節顯著輕微呢?”在施杰看來,只要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就符合醉駕入刑的標準,各地出臺的標準會讓醉駕入刑在實踐中出現執法不統一的現象。
  
  在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魏東看來,最高法的指導意見并非是對醉駕入刑的松綁,而是針對醉駕的社會危害性、情節是否嚴重等進行了充分的考慮。“對于醉駕入刑,確實有一些爭議。”魏東告訴記者,危險駕駛罪在全國多地排名靠前,這說明光靠刑法來治理醉駕過于單一。
  
  同樣,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刑法學老師譚淦也認為,最高法的指導意見并不是對醉駕入刑的否定,而是在對以往實踐中對醉駕認定標準機械化的一種糾正。
  
  施杰說:“刑法規定是原則性的。什么程度,才能構成刑法意義上的‘相對危險程度’?”他建議,針對刑法意義上“相對危險的道路”,出臺一個較為明確的規范性的標準。“當時提出醉駕入刑,是因為醉駕行為的危害對象是不特定的多數人,所以道路應該有區分,一定要把對他人達到相當的危險程度,作為基本的考量標準。”施杰說。針對醉酒的標準,他認為除檢測酒精含量外,是否能再設置一個行動標準。“這樣執法既有合理性,也有一定的人情味。”施杰說。“摩托車和機動汽車相比危險性要低很多。刑法對機動車的界定,過于機械化、簡單化、粗暴化了。”
  
  在陳王莉看來,法律規定是籠統的,但可以通過司法解釋進一步統一標準。“在認定醉駕時需要執法人員發揮更多的主觀能動性,防止一刀切導致出現錯案。”陳王莉認為,可以通過加強行政處罰和治安處罰力度,采取吊銷駕照等綜合手段減少醉酒駕駛,讓刑法成為保護社會最后一道屏障。
  
  思考
  
  法律完善需要逐漸被修正

  
  醉駕入刑總體符合社會的期待,但如何既保障醉駕入刑的功能作用,又減少衍生的社會危害,有專家學者提出在“入罪量刑”上重其重、輕其輕,以體現刑法的謙抑性和刑罰的層次性,既嚴懲嚴重醉駕行為,又避免將一些情節輕微、危害不大的酒后駕駛行為認定為犯罪。“老百姓剛剛建立起來的對法律的信仰和畏懼,不能被破壞。”在施杰看來,醉駕入刑有著積極的社會意義和法治意義。“醉駕入刑更大的意義在于,它使我國在道路安全通行問題上逐漸走向了法治化軌道。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法律規定和現實需求有時會存在差異,我們要做的是努力推動法律的完善和改變。”施杰認為,“法律也是一個需要逐漸被修正的過程。我們希望對道路、機動車、醉酒這三個醉駕的要素進行更加科學明確可執行的界定。”施杰呼吁。
  
  在四川大學法學院院長左衛民看來,孫偉銘案件在全國引發關注和討論,從而間接推動醉駕入刑,影響立法。“可以說是一步步推動了法治的進步。”對于醉駕入刑不同的聲音,在左衛民看來很正常:“法治進步并非一起案子、一件事便一蹴而就的,法治的進步是一個逐漸完善的過程。針對醉駕入刑出現不同的聲音,可以作出局部調整,以此更加貼近社會實踐。”“法律人眼中是法律,個案公正可以推動法治進步,但個案公正源于對法律的理解和執行。推動法治的進步和完善,需要通過一個個真實的案例探討法律的不足,而這也需要時間。只有每個人都樹立對法律的信仰,法治才能自然而然進步。”譚淦說。
  
  ”法律是不斷發展的。“魏東告訴記者,法律的發展觀指出,法律需要發展、完善和修正,必須通過科學的論證。醉駕入刑正是如此,它需要反思和修正、最后才能完善。

編輯:李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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